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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桂龙:学会用流量思维透视经济真相与发展规律

2019/10/10 6:19:51

沈桂龙:学会用流量思维透视经济真相与发展规律

沈桂龙,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美国亚洲协会青年领袖项目成员,居里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出版《中国FDI绩效研究——对经济增长的辩证考察》、《FDI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理论基础与实证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下在华跨国公司撤资研究》、《贸易强国与跨国公司发展》等专著,发表论文5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及各类决策咨询项目数十个。


GDP是我们经常能见到的经济指标之一。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发展报告,还是专业组织的分析文章,GDP都是经常被引用和研究的对象。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指标?我们却很少关注,或者未作进一步思考。实际上,它是一个流量指标,即一段时间内某个指标的量,表示一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

 

现在网络上常看到流量经济这个概念,特别是互联网领域经常提到的发展流量经济、网红经济等,却和规范经济学角度的概念有所不同。经济学意义上的流量经济,不是狭隘地指互联网经济发展中网络流量利用的大小,比如网络游戏所使用的流量,也不仅仅指经济中的流量指标,而是一种经济发展形态,是从过去注重潜在生产能力向现实经济控制和影响能力的转变,是整个经济开放化、流量化背景下的产物。通过积聚、重组、整合、加工和扩散各种资源,流量经济可以实现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经济体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提高。据估计,到2025年全球流量经济对世界GDP的贡献价值在2500-4500亿美元,占据全球经济增长的15%-25%。

 

流量经济关键是要通过人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的流通和加工,通过扩大要素流量,提高流通速度,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比如,更加开放条件下吸引到更多的旅游人数,意味着创造出更多的产值、收入与税收。更通俗地说,流量经济并不是看经济体当中有多少设备、多少大楼,而是看能否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能否占用更多的信息,能否有更大空间和范围的定价权,等等。从另一个角度看,闲置的供给能力或与市场并不匹配的生产能力,是不能产生有效的经济流量的。譬如中国过多的钢铁产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很多生产线需要主动和被动关闭,减少市场的钢铁产品供应量。因此,流量经济形态下的经济质量更注重经济流量的大小和频率,更看重经济体直接而现实的反应,而不是存量指标的数值高低。

 

那么,为何流量经济越来越重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正处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型的时代,信息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了革命性作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剧烈变化。快速变化的需要迫使生产和流通更加高效和快捷,推动整个经济流量化发展。具体来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济发展的数字化特征;经济联通的网络化模式;经济载体的平台化特点和经济形态的服务化趋势。

 

经济发展中的数字化、网络化,导致产业发展进一步细分,产业边界更为模糊,制造业中的一些产业向服务业靠拢,出现管理咨询、研究开发、工程设计、管理咨询、运输、仓储和通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的高级化、软化,导致经济形态出现服务化趋势,这和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顶级全球城市,如伦敦、纽约等出现的“两个70%”相一致,即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占据70%,而生产性服务业又在服务业中占据70%。

 

流量经济的快速发展,正颠覆我们原有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促使我们审视现有经济发展指标的合理性和完善性。在目前现有一些流量经济指标仍然有其科学性的同时,我们最需要回答的是,哪些反映流量经济发展的指标被忽视了,哪些需要进行更为科学的理解?对此,我们可以初步探讨几个流量指标。

 

反映贸易流量的两个指标。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是反映贸易流量的两个指标。不在生产国和消费国进行的国际贸易,对于中转国来说就是转口贸易。贸易货品可以经过中转国或第三国,也可以不经过。经过第三国的货品不通过加工直接再销往消费国,不经过第三国而直接由生产国运往消费国,则由第三国分别和生产国、消费国发生贸易。离岸贸易是与转口贸易平行的概念,贸易通过离岸注册的公司进行,核心的资金结算在离岸结算中心进行,贸易货物可以在离岸公司所在地之外的第三国中转,其目的是综合全面的降低企业进出口运营成本。

 

在流量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目前我们还没有对这两个指标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可以促进航运业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当地税收收入,因此,这两个指标对于贸易发展和经济健康是非常有益的。从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角度看,到岸货物流量与离岸的贸易货物流动,都有利于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我们不能停留于一般贸易的流量思考,用常规货物贸易指标来衡量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上海港目前货物吞吐量超过新加坡,号称世界第一大港,但在转口贸易与离岸贸易方面与新加坡相去较远。上海目前以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为主,而香港和新加坡则更侧重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早在2012年,香港转口贸易就已占到出口总额的98.2%,其离岸贸易额超过6000亿美元,新加坡转口贸易接近45%,但离岸贸易额则超过1万亿美元。这说明上海流量经济的发展,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方面,仍然与新加坡和香港存在较大差距。

 

反映税收收入的两个指标。科学理解GDP流量指标,有助于更加重视税收收入指标。GDP核算采取“在地原则”,但这并不能说明当地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拥有量,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发展不能唯“GDP”论。从流量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税收作为重要的经济流量,应在经济发展评价中给予更多的考虑。就涉及税收的两个指标,海关代征税和企业所得税来看,这两个指标并不是在地企业收入的反映,而是反映了上海的流量经济功能。

 

近年来,上海的海关代征税占全市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上海口岸贸易功能为长三角和全国提供了重要的进出口通道。但这些贸易货物并不都是上海的进出口货物,而企业所得税也并不都是注册地在上海的企业税收,实际上还反映了上海的总部经济功能。就跨国、跨地区企业的所得税来说,如果其所属的总部设在在上海,则其税收在上海统一汇算清缴。因此,在流量经济视角下,需要更为重视一些流量经济指标,经济发展在某些情况下要能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反映跨境数据流动的指标。数字贸易是新型贸易方式,其最重要的衡量指标之一是跨境数据流动。尽管跨境数据流动会涉及安全问题,但限制跨境数据流动,往往也会导致资本流入的减少,特别是降低外资对东道国境内产业投资和技术输入,抑制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跨境数据的流动和存储,也会导致对数据的处理服务产生影响,并影响到不同国家的就业。因此,流量经济的发展必须重视跨境数据流动,采取较为合理的措施,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管理,在促进数字贸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兼顾数据的安全性。

 

流量经济日趋重要,未来应如何驱动流量经济发展呢?当然,具备流量思维是先决条件,要能够用流量经济思维来认识经济发展,不能停留于存量思维或工业经济思维。在流量经济发展的具体工作中,要着力于通道建设、大平台形成和跨国公司总部集聚。

 

通道建设应着眼于硬件设施的先进性和对外联通的开放性。地区和城市经济发展要能够提供一流的信息基础设施,容量大、速度快的流量通道将会为流量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硬件支撑,形成经济发展的高质量流量运输体系。对上海这样建设全球城市目标的超大城市来说,要着力提升流量通道的开放性上,综合考虑硬件设施向哪些流量开放,在有利于城市网络能级和全球联通指数提高的基础上,放开科学数据获取、部分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全球搜索引擎等,从而提高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网络的关键节点功能,提升上海流量经济的辐射力、影响力和控制力。

 

大平台形成重点是培育城市根植性的本土网络巨头。根植性的本土网络巨头,可以加强城市的流量分拨和控制,让城市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占据枢纽地位,形成网络空间的区位优势,具有流量调节的开关功能。就上海来说,目前在大平台建设方面,需要解决本土根植性网络大公司的培育和发展问题。与其他城市相比,跨境电子商务某些方面落后于浙江,金融交易平台的全球影响相比纽约、伦敦存在不少差距,这对于上海未来的全球城市目标的实现,是一件重大而又急迫的任务。上海必须着力强化平台建设,形成类似谷歌搜索引擎、Facebook交流、阿里巴巴电商等全球首屈一指的流量平台。

 

跨国公司总部集聚既要提升总部经济功能,又要发展本土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流量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微观主体,其全球网络和业务推动城市流量汇聚与扩散,推动建立所在城市的节点功能。美国全球化和城市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认为,跨国公司所在总部的全球城市,对全球事务有着重要影响。跨国公司越是在一个城市集聚,拥有的数量越多,就越能推动所在城市提高全球城市流量网络的联系能级,该城市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位于世界城市网络排名的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等,是跨国公司最为集聚的城市,流量经济发展也处于城市发展的前列。目前上海跨国公司总部建设,与亚太地区的香港和新加坡存在不小差距,更不用说纽约与伦敦。为此,上海要加大力度建设开放之城,提升总部经济功能,在提高集聚度的同时,更要将上海跨国公司从亚太地区总部进一步提升到全球总部。此外,要注重本土跨国公司的培养,利用本土跨国公司的全球业务和流量促进功能,有力推动总部经济发展。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